明代文人雅士，提倡直写胸臆，独抒性灵，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。闲逸静笃的氛围最适于修身养性、焕发神采，在优雅闲适的生活中，他们满腹的诗书才艺处处寻找着遣兴抒怀的对象。室内器具中，家具与文人的关系最为密切，因而率先被熏染上儒雅的文人气息，在不断精致化、艺术化之后，成为声施后世的“明式家具”，与当时的造园艺术和文人画同步臻于妙境。

明式家具，以木材的天然纹理作为装饰。对木材天然纹理的偏爱古已有之，早在西汉，中山王刘胜《文木赋》载：“制为杖几，极丽穷美；制为枕案，文章璀璨。”明代文人曹昭《格古要论》见载：“花梨木出南蕃，紫红色，与降真相似，亦有香，其花有鬼面者可爱”“瘿木出辽东、山西，树之瘿，有桦树瘿，花细可爱。”“骰柏楠出西蕃马湖，纹理纵横不直，其中有山水人物等花者价高。”

古典家具以木为材，若能自然成文，总比人工雕琢显得大气且隽永。许多传世的明式家具中，黄花梨木色泽不静不暄，纹理跳脱自然，最受文人青睐；紫檀纹美而不甚彰显，虽不及黄花梨绮丽，但色泽深沉，亦受文人喜爱，只是在视觉上略闷滞，欲弥补这一缺憾，除了增加透雕装饰外，在局部镶嵌颜色较浅的其它木材也极有见效；鸡翅木纹理纤细曲韵，尤其老鸡翅木，纹理最美处仿若禽鸟颈部和翅膀上羽毛的花纹，如此绮丽绚美，不可方物。

中国古代遵循“丹漆不文，白玉不雕。宝珠不饰，何也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，至质至美”的艺术传统。明代晚期，文人以古朴为雅，反对繁纹褥饰，追求自然天成。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中提出室内陈设须“几榻有度，器具有式，位置有定，贵其精而便，简而裁，巧而自然也。”，批评当时某些家具“徒取雕绘文饰，以悦俗眼，而古制荡然，令人慨叹实深。”

其中提到椅子“宜矮不宜高，宜阔不宜狭，其折叠单靠吴江竹椅，专诸禅椅诸俗式断不可用。”，认为榻“忌有四足或为螳螂腿，不承以板则可，近有大理石镶者，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，有新螺钿者，大非雅器。”，天然几只可“略雕云头、如意之类，不可用龙凤、花草诸俗式，近时所制狭而长者最可厌。”书桌应“中心取阔大，四周厢边阔仅半寸许，足稍矮而细，则其制自古，凡狭长、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，漆者尤俗”。

在文人审美情趣的影响下，明式家具蕴涵着质朴自然、玲珑含蓄、雍容典雅、秀丽端庄、韵味浓郁、刚柔相济、从容自然、落落大方的中国传统文人气韵。其美在于摒弃虚饰、崇尚清雅，即便有所饰装，也是薙其繁芜，掇其精要，行画龙点睛之效，不失朴素与清秀的本色，可谓适宜得体、锦上添花。

从明式家具天人合一、自然和谐的选材，气韵生动、行云流水的线条，空灵飘逸、静谧深邃的造型，巧而得体、精而合宣的设计，高雅委婉、超逸含蓄的装饰，精湛细致、巧夺天工的结构，皆体现了文人气韵和传统文人文化特有的追求。明式家具，深愔“芙蓉出水”，“妙造自然”之美学精髓，这种旨趣和品质，正是明代文人长期津津乐道的“醇古风雅”的生活意识和人生情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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