禅悦之风 　　 

陈垣说：“万历以后，禅风寝盛，士夫无不谈禅，僧亦无不与士夫结纳。”晚明名士汤显祖、袁宏道、冯梦桢、陈继儒、董其昌、邹迪光、冯梦龙等皆好佛喜禅。晚明禅风之所以如此盛行，是因禅宗的精文妙谛极为契合士林的文化心态。禅家主张悟道说法，善于“随缘赴感”，“即境示人”，在听音煮茶、执笔墨书的生活情致中，在水流花落、月出鸟啼的自然之美中，感悟人生和宇宙的玄机妙道。

隆万以后，“道学多侈谈卓老(李贽)，务讲禅宗：山人竞述眉公(陈继儒)，矫言幽尚。或清谈诞放，学晋宋而不成；或绮语浮华，沿齐梁而加甚。著书既易，人竟操觚。小品日增，卮言叠煽”。据罗筠筠研究：晚明时期士大夫中的参禅风，对他们的艺术与审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如晚明小品，不欲长篇大论、寓教载道，只为写眼前之景与心中感动，注重一种个体即时所悟的事物。

此外，禅宗所追求的空、无我、刹那即成永久的境界，影响了晚明小品创作的趣味与风格，使晚明小品呈现出空灵、趣、幽、淡等审美情趣。在这种审美情趣的驱使下，晚明江南文人建立了新的居室陈设美学标准――文心匠意。他们参于居室陈设等艺事，更多地着眼于自我情绪与审美情趣的表达。 

好古收藏 

明代中、后期，文人热衷于古董收藏。沈德符称这种风气“始于一二雅人，赏识摩挲，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，波靡于新安耳食”。雅爱收藏这类生活情趣，不是晚明士人的发明。但到了晚明，文人清玩、清赏、清供形成一种文化风气，成为文人雅士不可缺的生活情致。 

“雅俗之分，在于古玩之有无。”就文人看来，收藏与赏鉴文玩原是雅事。董其昌在《骨董十三说》中言：“骨董，今之玩物也，唯贤者能好之而无敝……人能置身优游闲暇之地，留心学问之中，得事物之本末终始而后应物，不失大小轻重之宜，经权之用，乃能即物见道，学之聚之，问以辨之。”、“如斋头清玩，几案床榻，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。尚古朴不尚雕镂。即物有雕镂，亦皆商、周、秦、汉之式”，以致“海内僻远，皆效尤之”。江南文人以为雅者，则四方随而雅之；俗者，则随而俗之。 

晚明文人将各种收藏作为陈设置于斋室之中，在日常生活中营造或寻找一种古雅的气息和文化氛围，古董的清赏已是文人生活艺术的一部分。这些文人撰成各类著作叙述自己对古玩研究与品鉴的心得，这包括了屠隆的《考粲余事》、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、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、董其昌的《骨董十三说》、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等。屠隆《考槃余事》讲述了对于书版碑帖、书画琴纸、笔砚炉瓶和日用的器用服饰之物的鉴赏艺术。董其昌的《骨董十三说》认为古玩清赏是为了“虽在城市，有山林之致”，在声色之外，找到清虚之境。“风月晴和之际，扫地焚香烹泉，速客与达人端士谈艺论道于花月竹柏间，盘桓久之，饭余晏坐，别设净几，铺以丹，袭以文锦，次第出其所藏，列而玩之。若与古人相接欣赏”，流露出文士清介孤高，典雅为尚，不与俗同的心情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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